袁曙宏提出现代公法制度包括以下制度：现代公法主体制度[45]、现代公法行为制度、现代公法程序制度、现代公法监督制度、现代公法责任制度。
[9]有君主制，最终统治权在国王手中有贵族或少数人统治的，典型如斯巴达。也因为这个选举人制度，就可能发生，也确实有过，赢了全国大选总票数的总统候选人，却因选举人票不够而落选。
[37]Bruce Ackerman， We The People， volume 1，The Found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38]Mortimer J. Adler， and William Gorman， The American Testament， Praeger， 1975，P. 87 [39]大量美国史学研究都表明内战之争并非是否解放黑奴，而是如何保存联邦。而斯巴达能长期坚持贵族制，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社会分化不大，城邦有足够的凝聚力，其公民也才可能对城邦保持了足够的认同和信任。换言之，更可能是在当时条件下，只能如此安排，斯巴达的政治治理才能良好运转起来。雅典城邦是从部落联合体中逐渐演化出来的，早期是4个部落，后来改组为10个部落。而宪法与权利法案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但这两位本身都没有后代可依据1689年的《权利法案》继承王位，更重要的是，有权因此可能继位的斯图加特家族的几乎所有其他成员都是天主教徒。从中看到的是—经由后世学者的概括—古希腊人对城邦宪制的关心是理想的宪制或政体问题。作为中国主要政治力量之一的共产党未能走完制宪全程，立宪派也面临着分裂，在国共两党之间各自站队，新宪法的政治统合作用大大削弱。
田：好的，我们就从那一次失败的光荣革命说起。但是抗战改变了这一切，每一阶层都以其实际行动与牺牲作出了巨大贡献，开始了实质性的政治自觉和政治参与。高：作为一种理性和平的转型方案，中国可以缺失以执政权为标的的周期性政党选举，但不能缺失议会内各政党的组织化竞争。（2）抗日根据地政治实践中的三三制经验。
这一程序上的瑕疵并不能减损新政协的政治代表性和正当性。立宪派们这一次似乎在政治上更加成熟，多管齐下，多头并进：一是有立场地推动并参与国民党在抗战之前的宪法起草工作，影响国民党法统内的宪政转型。
从历史时段来看，旧政协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尾声。对于共产党而言，其内部左倾力量尽管反蒋，但在原则立场上也必然接近上述一统天下的解释。我的理由是这样的：（1）前述制度安排只是术，不是道，无法适应未来社会转型中精英参政与建构政治自主性的需要，这构成了道层面的的不正当。国民党则主张军队国家化优先，这样有利于国家统一。
高：尽管如此，由于国民党的政治基础本身就是多元化的，内部派系林立，立宪派社会人士与自由知识分子还是可以寻觅到适当的参政空间。政协代表构成上的实质多元化保证了政协决议的宪政属性。田：其实国共两党在政治协商中的真诚度都不及立宪派，双方在政治协商的同时都在加紧军事准备，而且局部摩擦不断，政治信任从未实质性确立。五四宪法之后，政治上日益激进化，对国家社会的性质认知与治理安排不够成熟，合法性根基弱化，依靠虚幻的理想和力量投入建立了比共同纲领更纯粹和更理想化的体制，但其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和具体的治理绩效却在退步。
我们可以联系一下美国的费城制宪，如果有人主张费城会议不是制宪会议，也没有大错，因为原来的《邦联条例》并未授予此次会议以制宪权力。田：这一群人在武昌首义之后为保全中国作出了积极努力。
[5] 关于这些精英与治理秩序的关系，参见姚中秋：《君子或绅士中心的秩序》，载《读书》2010年第12期。高：以我的观察，它们确实不是同一类事物。
（3）为社会精英（社会多元结构）提供流动管道，强化政治吸纳机制与政治整合能力。（5）对自身实力及其政治地位的正确评估。这一次，您决定选择政协这一主题，有何特别的思考呢？ 高全喜（以下简称高）：刚才你提到我的学术调整，概括得较为准确。[17] 参见高全喜：《政治宪法学视野中的八二宪法》，载《清华法学》2012年第6期。我注意到您在关于八二宪法的研究中将政协制度明确地作为中国的复合代表制的结构性要素予以定位[17]。这在统治术的意义上可以得高分。
新政协的转型定位只能与这一根本政治原则进行协调，因此新政协就只能作为一种政党制度，而不是一种国家制度，在宪法意义上是一种前国家的制度安排。双十协定确实构成了中国战后国家重建的政治决断基础，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继续。
[9] 田：尴尬的是，这部宪法从诞生之初就是先天不足的。[16] 田：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国的政党制度要回调到共同纲领的传统上，回调到政党平等原则上，然后将其汇流入议会政治的框架内。
如果没有这一部宪法作为理想标杆，台湾地区的民主转型是无法想象的。这样一种高度均衡化的政治代表性，在中国立宪史上恐怕是极其罕见的。
三是自主建党，通过政党化的组织活动扩大政治与社会影响力。更重要的是，尽管共产党在后续制宪中退出，但它的早期努力以及立宪派贯穿始终的宪政主张最终还是在国民党主导的制宪成果中获得了较大程度的体现。中国的政体内确实存在多元化的代表机制，单一的、高度现代化的形式代表制无法对中国政体做出科学解释。但人们习惯上也称美国的费城会议为制宪会议，尽管它所具有的权力不过是一种制宪建议权。
共产党对新政协及各民主党派的功能限定实际上堵住了这些政党以组织形态进入议会政治的可能性。我注意到最近两三年您在学术研究的重心上有一定的调整，即从侧重早期现代宏观思想背景梳理的政治思想史层面转换到侧重百年中国宪政转型的政治宪法学层面。
除了民盟等立宪派基于自由民主理想的宪政主张之外，我注意到共产党人在这一重大问题上也进行了积极的理论探索和立场调整，即不再固守严酷的阶级斗争理论，而发展出一种新民主主义理论，在战后政治立场上就体现为中共七大报告中的联合政府理论。孙中山毕竟长期在欧美社会生活，领导过辛亥革命的反专制主义斗争，所以不可能完全接受列宁主义。
这里面就出现了一种特殊的中国政治现象：有政党，但没有政党政治。如果政协制度能够实现理性的再转型，我们就有理由期待中国的代表政治和参与政治会大有起色。
双十协定以国共两党的联合名义发布，这是当时中国最有实力的两大主要政党的联合意志，是对民主立宪，和平建国这一根本民意的政治确认与表达。[10] 关于孙中山宪政阶段论与旧政协制宪之关系的理论分析，参见田飞龙：《孙中山的宪政阶段论与旧政协的宪法意义》，载《原道》第19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高：从严格的教义立场来看，国共两党在列宁主义影响之下，都希望追求一种简洁而严酷的政治一元主义。田：可是好景不长，国民党很快就对政协决议突破《五五宪草》的趋势进行了反弹和遏制。
因此，中国的政党制度与西方存在很大差异，这是一种侧重协商的合作型政党制度，而不是一种诉诸周期性选举和议会内博弈的竞争型政党制度。[14]这是一种政治社会学的描述，不掺杂政治价值判断。
蒋介石就曾将党治国家原则解释为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4）为中央决策提供必要的审议理性。
（3）对现代中国之共和、协商、代表相综合的建国传统进行了深化，为人民主权的制度化进行制度性准备（代行人大职权）。1920年代的政治景观与1910年代大为不同：1921年，共产党成立，西方政治现代性中的激进主义经由苏俄影响培育而在中国扎根。